那些為照顧孩子背井離鄉的老人們

“老漂族”生活現狀調查：到他鄉融入新生活不易

編者按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10月14日是重陽節，也是我國第9個法定“老年節”。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有2.6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9億人。他們中，有的為支持兒女事業、照料孫輩，“候鳥式”離家漂泊至陌生城市;有的因子女外出務工導致家庭“空巢化”，加之鄉土情結重，留守村莊;也有的因各種原因沒有子女成為孤寡老人……他們的生存狀態怎樣，面臨哪些困難，如何實現“讓所有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安”?

近日，《法治日報》記者就上述問題深入一線采訪，從今天起在法治經緯版推出系列報道，敬請關注。

● 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擔“帶孩子，做家務”的重任。其中，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人口流動加速，越來越多的老人為了照顧孩子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走進陌生的環境

● 老人們與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資源，共同應對養老和育幼的雙重挑戰;另一方面，當一個隨遷老人面臨被“連根拔起”的新生活時，家庭成員間的摩擦和沖突很可能加劇

● 除了整天忙著帶孩子、做家務之外，語言不通、智能鴻溝、孤獨、異地就醫報銷難、擔心自己體力精力不夠成家庭負擔等，也是“老漂族”無時無刻面臨的問題

兩口子專心掙錢奔前程，姥姥在家照顧好孩子。這樣的分工，在王燕(化名)心里原本是完美的，但最近“夢碎了”——姥姥和孩子琪琪都出現了一定的心理問題，“當聽到心理咨詢師的診斷時，我崩潰了”。

琪琪出生4個月時，王燕返回工作崗位，姥姥千里迢迢從老家趕到北京，開始扛起了貼身照顧琪琪、料理家務的重任。而看似平衡的背后，是姥姥心理的失衡——感覺被“困”在這個家里的焦慮，加上不能盡孝床前來自自己母親的電話責備，讓姥姥對琪琪“又愛又恨”，用心理咨詢師的話來講，“琪琪成了姥姥實現價值的工具”，6歲的孩子不再允許犯任何錯誤，失去了哭泣的權利。

雖然王燕家的情況有些特殊，但為了照顧孩子從老家趕到城里，全職帶孫輩的“老漂族”，確實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

64歲的吳愛芳(化名)是湖南人，兒子大學畢業后選擇留在北京工作。兩年前，為了照顧年幼的孫女，吳愛芳在兒子的邀請下來到河北廊坊燕郊(緊鄰北京)與兒子兒媳同住，照顧一家人的起居生活。“年紀大了，干不了別的，也只能看看孫子，做點家務，都是為了孩子們能幸福。”吳愛芳說，但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2.6億，占比18.7%。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這些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擔“帶孩子，做家務”的重任。其中，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人口流動加速，越來越多的老人為了照顧孩子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走進陌生的環境。

這些老人在異鄉生活得習慣嗎?和鄰里關系融洽嗎?生病就醫方便嗎……帶著這些問題，《法治日報》記者展開了調查。

總在忙

接送孩子買菜做飯三點一線

“不說了，我得給孫子做飯了，不然就來不及了。”62歲的陳璐在河南駐馬店正陽縣的出租房里接受記者采訪時，時不時抬頭看鐘表，在臨近中午11點時，急匆匆地結束了采訪。

陳璐是正陽縣呂河鄉人，以前一直生活在鄉下，兒子兒媳常年在外打工。為了讓孫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兒子將孩子轉到了縣城上學，陳璐也開始了租房陪讀的生活。“家里還有田，家門前有一小片菜地，養著雞、鴨，這些也都離不開人，所以他爺爺就留在家里。”

學校、菜市場和出租房，是陳璐在縣城陪讀生活中最常去的三個地方。

出租房不大，屋內只能擺放下一張床和一個衣柜。在這個逼仄的空間內，陳璐還是想辦法為孩子安置了一張書桌。孩子今年讀初二，從書桌上方張貼的獎狀可以看出他學習成績優異。“這些獎狀也是我的軍功章，也算是對得起他爸媽，對得起自己了。”陳璐頗為自豪地說道。

據房東介紹，由于位置距離正陽縣第一小學和第一中學都比較近，家里的空房常年租給陳璐這種帶孩子來讀書的租戶，大多是老人帶孫輩，因為孩子的父母要外出打工賺錢，畢竟供孩子讀書和老人生活也需要不小的支出。

在陳璐的手機鬧鐘上，只定了3個時間：早上5點、中午11點和下午4點半。這是提醒陳璐做飯的時間，“我吃得早點晚點都無所謂，主要是因為孫子要上學，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時間來”。

按時做飯、準時吃飯、接送孩子，必須要牢記遵守，對吳愛芳而言也是如此。由于兒子兒媳要早起上班，吳愛芳每天必須要趕在7點之前做好早飯，等兒子兒媳吃完走后，再把孫女喊起來吃飯，“晚一步，步步晚，時間都是固定好的”。

“哪有什么閑工夫呢?吃完飯送完孩子上學，還得去買菜。買完菜回來還得洗衣拖地。只要你想，總會有各種家務等著你干。”在回答記者“空閑時做點什么”的問題時，吳愛芳看著剛洗完晾曬的全家衣服感慨道。

剛來燕郊時，吳愛芳對一切都還不熟悉，只能去樓下的超市買精品菜，后來偶然得知附近3公里處有一個大型菜市場，蔬菜新鮮價格又低，她便每天來回步行6公里去菜市場采購。

“時間到了，我得去接孫女放學了。你看，我這一上午就買了點菜，別的什么也沒干。”吳愛芳有些懊惱地說。

“什么也沒干成。”常常是吳愛芳對自己忙碌生活的評價。

在北京一些公園、社區走訪中，記者充分感受到：老人們與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資源，共同應對養老和育幼的雙重挑戰;另一方面，當一個隨遷老人面臨被“連根拔起”的新生活時，家庭成員間的摩擦和沖突很可能加劇。

63歲的韓阿姨告訴記者，她對兒媳的生活習慣忍無可忍。從湖北來到北京幫忙帶孫女后，平時勤儉節約的韓阿姨對兒媳的“買買買”尤為看不慣。實在忍不住了就和兒子嘮叨幾句，兒子勸她看開點，不要過問年輕人的事兒。她平時做家務、帶孩子本來就很累，心里的委屈無處訴說，老伴又不在身邊，也沒有認識的朋友，從不參與社區活動，重壓之下她就一直想帶孫女回湖北生活。

不適應

語言不通社會隔閡各種困境

從農村來到城里，千里迢迢從老家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老人在幫助子女照看孫輩之余，往往對新的生活一時難以適應。

語言不通，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一個難題。

“我不太會說普通話，有時候出去跟人家聊天的時候，別人總聽不懂我在說什么。”吳愛芳稍顯尷尬。也因為這一點，已經在燕郊生活兩年的她依然沒有交到什么朋友。

吳愛芳偶爾會聽說社區里舉辦文化活動，但她從來沒有參加過，“不知道怎么溝通。而且太忙了，照顧孩子、做完家務也沒啥時間了”。

這一問題在劉氏夫婦身上同樣存在，兩人今年70歲，半年前，為了照顧獨自在北京租房考研的外孫女，從河南老家來到北京，“孩子父母都在忙工作，我們老兩口在老家也沒什么事兒，就來北京照顧她”。

由于語言不通，劉氏夫婦剛到北京便遇到不少難題，“我想買個豬肉三鮮包，但賣包子的人聽不懂，最后我用手指著價目表，人家才弄明白”。

在老家，劉氏夫婦每天晚飯后都要去家附近的廣場散步，跟大家聊天;來到北京后，兩人很少出門，也不喜歡跟人來往。“人家都聽不懂我講話，自然不愿意跟我說話，與其在人堆里像個傻子，還不如待在家里不出去。”劉老爺子說，他們現在每天都圍著孩子轉，一直忙家務事，“小區里都是高樓，每家都獨門獨戶，鄰里見面只是打個招呼，并沒有什么深入的交流，所以也談不上熟悉”。

吳愛芳對此也深有感觸。她說：“我們都住高樓里，進了屋就關上門，鄰里之間基本沒有交流，人際關系比較淡。”

在王燕的母親看來，這個社區10多棟住宅樓里住滿了幾千人，但都是陌生人——由于不會說普通話、不識字，在這里，她的朋友圈只有兒子、兒媳;能稱得上點頭之交的鄰居只有一個;平均每月在社區遛彎的次數只有一次。

近兩年，王燕母親的心情越來越差，屢次想回家鄉，卻說不出口。用老人的話來說，自己的老母親尚在，卻不能盡孝床前，特別愧疚，但也知道女兒這邊需要人手。只有面對孫女時，她才感覺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可孩子們回家后，王燕母親又常常感到很失落：“他們回來后，要么看電視、玩手機、逗孩子，要么還要忙工作。我理解，他們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說話很正常，但這樣的生活確實令人感到煎熬，有時候我覺得自己被判了‘有期徒刑’，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刑滿’回家。”

智能鴻溝，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二個難題。

乘坐電梯、刷碼支付，這些年輕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吳愛芳卻學習了很久。吳愛芳家住在28樓，剛來燕郊時，她一直不會也不敢獨自乘坐電梯，“不想給孩子添麻煩，硬著頭皮也得學，慢慢地也就學會了”。

年紀更大的劉氏夫婦至今不會使用智能手機，更不懂什么叫刷碼支付，出門購物仍選擇現金支付。“外孫女教過我很多次，但是我總是記不住，教來教去還不如直接使用現金。”說著，劉老爺子拿出來一個盒子打開，里面放著各種零錢硬幣，“你看，這些都是我平時攢下來的，為了買東西方便”。

孤獨，是這些老人遇到的第三個難題。

與吳愛芳一樣，陳璐在縣城也同樣沒有什么朋友。雖然陳璐不存在語言不通的問題，但平時也很少與人來往。除了認識房東外，誰都不認識，偶爾跟同樣租房的鄰居打聲招呼便關上了房門。唯一與外部聯系的渠道便是自己的手機。

“孤獨是肯定的，孫子回來還能跟我說句話，平時屋里就我一個人，連個聲響都沒有。”為了節約話費，陳璐甚至連電話也不會輕易打。

在北京生活的劉氏夫婦同樣深感孤獨，“只希望外孫女今年能順利考上研究生，我們老兩口也能趕快回家，這里一個熟人都沒有，誰也不認識”。

心難安

擔心體力精力不足成負擔

“害怕”“擔憂”，是記者采訪這些老人時，經常聽到的字眼。雖然為家庭、為晚輩付出了很多，但老人們還是處處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擔心自己的體力、精力不濟，沒有幫上忙，反倒成了孩子們的負擔。

為了讓父母打發時間，女兒特意為他們買了一個平板電腦，下載了三國演義、西游記等電視劇。但為了不打擾外孫女學習，劉老爺子從不敢放出聲音，只看畫面，“我們只看到晚上8點，怕第二天起不來耽誤做早飯”。

吳愛芳的兒媳是東北人，為照顧兒媳口味，她會閑暇時看一些做飯的短視頻。由于擔心年幼的孫女玩手機，她從來都是躲著孫女看手機，還不敢看太長時間，“等把孫女哄睡著，我才能看一小會兒，一方面擔心把孫女吵醒，另一方面睡得太晚，第二天沒精神做家務”。

一些老人坦言，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學會了看孩子的“臉色”。原本住在河南農村的楊慶國(化名)在老伴去世后，便搬到駐馬店城里與女兒一起生活。在接送孩子、干完家務之余，楊老爺子的唯一愛好便是打麻將。“我女兒不喜歡我打麻將，一聽到我打麻將就會不高興，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去了。”無處可去的楊老爺子閑暇時只能坐在家里發呆。

每次跟兒子匯報孫子的近況時，陳璐總會有些緊張。“要是孫子這次考得很好，我就會底氣足一點，否則總感覺我有責任，沒有把孫子帶好。”

對老人們而言，更害怕自己成為拖累。

楊慶國的身體不太好，今年年初突然中風，臥床休息了近一個月。為了不給女兒添麻煩，楊老爺子剛能下床活動便立即去附近超市買菜做飯，“人老了，就不中用了。不說幫子女做點什么，只要不成為累贅就知足了”。

陳璐同樣感慨：“得虧我身體硬朗，不然沒人照顧孫子不說，還得有人照顧我，兒子兒媳生活就更難了。”

在外地時間長了，有的老人很想家，而現實卻很無奈。

“和孩子的父母相比，肯定是我陪孩子的時間更長。不過孩子現在上學了，白天都在學校里。”談到兒子和媳婦每天忙工作，沒有時間陪孩子，當下的日子還要持續很久，吳愛芳的目光黯淡了不少。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伍海霞說，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以及人口遷移流動，諸多老年以親代為尋求養老支持或幫助子女照料幼兒，在經歷留守后成為“老漂族”。

伍海霞對記者說，“老漂族”的出現體現了我國當代的家庭代際支持和代際關系的變遷，即已從傳統的以親代為重心的父代權威轉變為以為子代家庭投入為重心的子代權威時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幼兒托育、兒童照料等方面的缺失和為老服務的不完善。

怕生病

異地就醫報銷成一大難題

這些漂在異鄉的老人還有一個共同的擔心——怕生病。

在采訪過程中，多位“老漂族”向記者反映，自己需要的一些藥只能在老家醫院憑醫生處方開取，且每次只能開一個月的藥量，老人們年紀大，在異地時間長，來回奔波不方便，醫保卡購藥、醫藥費報銷成了最大的一個難題。

平時如果得了感冒等小病，吳愛芳會去社區醫院看病，而如果身體有狀況需要進一步檢查的話，她就去大醫院，偶爾也會去藥店買點常用藥，但不管是藥店、社區醫院還是大醫院，門診費用的報銷都讓她感到很復雜。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教授董磊明介紹說，隨著我國社會流動性的增強，流動人口中老人的數量越來越多，必須從全國層面出臺政策，才能保證這些老人能夠便利便捷地使用醫保。實際上國家層面已經有相關政策出臺，問題是如何保證全面落實，即政策執行的問題。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告訴記者，我國醫保基本是按照省份統籌的，老人異地就醫相對較為困難，雖然個別地區解決了老人異地醫保報銷問題，但絕大多數地區仍然沒有解決，隨著流動人口中老年人的增加，這個問題變的更加突出。

“無論是老人出于無奈還是自愿去子女工作地生活、給予子女代際支持或獲得子女的養老支持，均會出現老人異地就醫難、適應異地生活、與現居住地的社會融合難等問題。其中，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下降，各種慢性病、重大疾病患病率增大，老人異地就醫、醫藥費報銷更成為一大難題。”伍海霞認為，醫療保障方面，應加快國家醫保網絡體系建設，早日實現區域醫保報銷互聯互通。

伍海霞說，目前國家已有一些相應舉措，如為解決異地醫保報銷問題，規定了異地就醫以就醫地的醫保目錄為準，將在一定診療過程中產生的目錄內的藥品、診療項目、服務設施費用納入報銷，并以參保地的政策為準，包括報銷的起付線、報銷比例、最高限額等。

記者注意到，2021年9月15日國家醫保局頒布了《關于開展門診慢特病相關治療費用跨省直接結算試點工作的通知》，將高血壓、糖尿病、惡性腫瘤門診放化療、尿毒癥透析、器官移植術后抗排異治療等5個群眾需求大、各地普遍開展的門診慢特病納入試點范圍。

伍海霞認為，基于此，未來需加快省份間醫保報銷網絡體系建設，明晰省份間醫保報銷制度，實現異地就醫費用異地結算，在社區層面提高社區包容性，為流動老年人做好異地醫療費用報銷、養老保障跨區域聯網互通提供支持，爭取將異地生活的老人納入生活地社區的醫療、照料和文娛等服務體系，在醫療、養老服務等給予同當地戶籍老人同等的服務和權益，為“老漂族”解決后顧之憂。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老年人權益保障，政府近年從國家層面到各省市都出臺了不少實施辦法。相關條款從政務服務、交通出行、衛生保健、商業服務等方面，細化了不同年齡階段老人可享受的優待事項，政策很好，但存在實際落地情況不好，有些政策成了“空頭支票”。

“這種情況是存在的。‘老漂族’想要享受本地優質的公共服務，需要一定成本作支撐，畢竟每個地方都不愿意擔負額外的成本。”董磊明說，對來城市照顧孩子的老人，應該享受同樣的優惠政策，因為他們來城市的社會性意義就是解放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子女，釋放他們的勞動力，以便他們能更好投入到城市生產建設中，實際上這也是這些老人在間接地為當地發展作貢獻。

董磊明說，中國的代際關系是非常緊密的，年輕人能輕裝上陣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的到來、支持，因為父母把年輕人養育下一代的擔子接了過去，老人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十分辛勞，還作出了很大的犧牲。

對于一些老人因醫保手續“遷也遷不過來”“續也續不上”，日常就醫、買藥都成為麻煩的問題，陸杰華分析：“之前我國醫保的統籌是按照地市來，現在基本達到了省級統籌，但醫保還沒有實現全國統籌。一方面可能存在技術層面的問題，另一方面不同省份的醫保水平不同，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差距較大，城鄉差距更大，這是這個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根源所在。”

“靠一個市一個省的力量難以突破，如果流動人口相對較多的省份能逐漸與其他省份聯手，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這個問題。如果能達到全國統籌，就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但也要考慮體制、技術等各方面的因素。”陸杰華說。

迷茫感

很多人沒考慮過未來生活

在問到未來生活的打算時，接受采訪的“老漂族”頗為迷茫。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吳愛芳邊擇菜邊說，等到孫女再大點，不需要人照顧的時候，她就回老家。

由于自己沒工作，沒有退休金，基本生活支出全靠兒子，在談到回老家時，吳愛芳坦言，老家生活成本較低，還可以幫兒子減少經濟壓力。

“其實我對現在的生活還是比較滿意的，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團團圓圓的，比老家的那些常年見不到孩子的老人已經幸福很多了。”吳愛芳說，村里大部分年輕人都選擇外出務工，常年不回家，很多老人也想進城幫子女做點事情，都沒有機會，“我應該知足了”。

劉老爺子年輕時是國企干部，基本生活有一定保障，但面對未來生活，他同樣沒有過高期待。“吃飽飯，穿暖衣就行了，還能怎么樣呢?”劉老爺子說，只要不給子女添麻煩，能照顧好自己和老伴，就滿足了。

有過中風史的楊慶國談到未來時顯得較為焦慮，坦言非常擔心自己的身體，只希望以后身體能好一點，趁著自己還能干，多給孩子做點事兒。

“自我價值感是啥意思?我不懂，我們不講那些的。我就想著，只要兒子一家幸福就可以了。”陳璐說。

問及打算在外“漂”多久時，王燕的母親說：“孩子才上小學二年級，現在沒人管，怎么也得待幾年。”不過她已經有了計劃，等到孫女上了初中，不再需要人經常照看了就回老家，她覺得自己不能適應北京的生活方式，“這邊的生活節奏太快，習慣不了”。

在伍海霞看來，“老漂族”問題的產生源于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均等化不足。目前，不同省區、城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存在明顯的戶籍分割現象，不同戶籍身份群體可享受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權益存在差別。老年人流動到子女生活地后受戶籍限制難以被納入流入地的醫療、老年人福利體系，不能全面享受流入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國家政策和省份之間的聯動與支持。

“近年來，‘老漂族’數量不斷增多，但整體對待老齡工作的理念和體制還是只關注本地老年人，導致外地老年人難以享受本地優惠政策。因此應當改變工作理念，對老年人一視同仁，讓老年人老有所為。”陸杰華建議，各部門應當開展自查自糾工作，要考慮相關老齡優待政策是否真正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每年全國和各地制定的與老年人相關的法律法規并不少，但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對此都有所了解、都能享受到，所以有關部門應該采取多種舉措來解決這一問題。

“‘老漂族’漂得安心需要國家、社會、社區、家庭和老年人個體共同努力。”伍海霞說，比如國家需要加強戶籍管理、醫療保障、幼兒托育等相關政策制度的制定、調整和實施。

她建議說，在戶籍管理方面，進一步推進居住證登記制度，放寬或簡化直系血親的入戶政策，保障投奔子女老年人的福利和權益。

在幼兒托育方面，適應于三孩政策需求，出臺公共托育體系相關政策，加快公共托育體系的建設和監管，為有需求家庭提供相應的幼兒托育服務，降低子代家庭對老年親代的幼兒照料依靠，降低老年親代的負擔，降低“老漂族”的規模和數量。在社會層面為發展幼兒托育體系營造良好環境。相關部門需要為幼兒托育機構的選址、建設提供支持;注重幼兒托育服務從業人員的培養與培訓，保障服務質量。

構建有利于老年人社會融入的制度和文化，提高社會對老年流動人口的包容性，降低老年人異地生活的精神壓力。

“在家庭層面，代際間需要減少代溝，加深理解，互敬友愛，構建和諧家庭代際關系，較好地實現養老扶幼。”伍海霞說。

原標題：“老漂族”生活現狀調查：到他鄉融入新生活不易

值班主任：李歡

標簽： 老漂族 生活 現狀 調查